我常常在想，如果能让《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的塔拉与《被讨厌的勇气》中的哲人对话，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前者以教育为舟，劈开原生家庭的迷雾，抵达自我新岸，后者用阿德勒心理学为困顿者点亮了明灯、指明了方向。今天，我想尝试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想分享自己的一些体悟。

一、接受教育，是推开世界的勇气

你出生于废料场，没有温暖的亲情、没有完整的童年，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这些“被给予”的匮乏几乎注定了一个封闭的人生，你却没有选择自怨自艾，而是选择了一把名为“教育”的钥匙，用课本撬开父亲编织的认知牢笼，用论文重塑被哥哥暴力扭曲的自我认知，从一位17岁前无正规学籍的自学者成长为剑桥博士。

我想对塔拉说：“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

我们所在座的每个人“被给予”的均不同：有人毕业于名校，有人从基层走来；有人侃侃而谈，有人内敛细腻；有人熟稔法理，有人更懂人情。起初我也羡慕别人“得天独厚”的初始条件，后来我才明白没有谁的给予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谁是一无是处的，利用好自己岗位这个平台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在重复的立案工作中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在琐碎的信访沟通中磨炼共情力，在堆积的卷宗里提高事实的判断力。被给予的是否优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将每一份文书当作锤炼表达的基石，将每一次庭审记录当作学习裁判思维的机会，用足每一次与当事人对话的机会、用尽每一本案卷背后的学习价值，便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推开属于自己那扇通向法治信仰的门。

二、告别原生，是划定界限的勇气

父亲的偏执、母亲的懦弱、兄长的暴力，以及整个家庭对你求知欲的否定……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你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境。原生家庭给予我们的，往往是矛盾的礼物，不仅仅是爱，有时也有伤害，它塑造了我们的最初模样，却也可能是我们最想挣脱的牢笼。当你说出那句“你可以爱一个人，依然选择离开他们”，是你理解了爱的复杂性，也承认爱的存在，我想，你不是不爱了，但是可以带着爱选择离开，不是不痛了，而是可以承受这份痛依然向前。

我想对塔拉说：“关于自己的人生，你能够做的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另一方面，别人如何评价你的选择，那是别人的课题，你根本无法左右。”

塔拉与原生家庭这道题目的解答，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一个答案，那便是—“课题分离”。在法院工作中，课题分离是保持职业清醒与内心平衡的重要能力。首先，分清情绪与事实，当事人的愤怒、悲伤、焦虑，是他们需要处理的课题；作为法院工作者，我们的课题是查明事实、适用法律，而不是为当事人的情绪负责。面对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倾听但不过度卷入，共情但不背负责任。其次，分清过程与结果，我们能做的是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耐心释法明理，但当事人是否接受、是否服判，那是他们的课题，努力在自己的课题上做到极致，对他人的课题保持坦然。最后，分清工作与生活，不应把工作的压力和纠纷无限延伸到生活中，学会在下班后“一键切换”，才能保持长久的职业生命力，课题分离不是冷漠，只有守住边界，才能走得更远。

三、重建自我，是定义人生的勇气

“你曾以为你的身份由山决定，由父亲的偏执决定，由哥哥的暴力决定……”这些外界环境的因素都将你禁锢在“顺从”的牢笼里，都试图把你钉在“顺从的女儿”这一标签上，在一次次“应该怎样”的规训中，你通过教育学会了用另一种维度审视世界，在废墟上重建自我，明白了“你的身份是一个你选择成为的人”，你没有简单地逃离，而是在撕裂中学会将创伤转化为思考的素材，让过往的痛苦成为理解世界的切口，勇于撕掉“标签”，完成被动承受者到主动定义者的转变。

我想对塔拉说：“人生的意义，由你自己决定。”

在法院的工作经历中，我也因岗位的设定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称呼，也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这种“撕标签”的勇气，同时也是我需要拥有的。在立案窗口，助理面对的不只是案件材料，还有当事人因诉讼焦虑投射的种种预设——“官官相护”“程序烦琐”，撕掉“冷漠的传声筒”这类标签，需要将冰冷的法条转化为当事人能理解的温度，用清晰的指引让程序正义变得可触可感；在信访工作中，“麻烦制造者”的偏见最易滋生，也往往被当成“出气筒”，但真正的职业精神在于穿透情绪的表层，在看似无理的诉求中寻找修复的缝隙；在民事审判的卷宗里，“流水线工人”的自我定位更是危险的陷阱——机械记录、照搬模板，会让人遗忘每份裁判文书背后都是具体的人生，唯有将自己视为“事实的倾听者”与“正义的雕琢者”，才能在家长里短的纷争中厘清法理与人情的边界。

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山”，也许是现在需要逾越的山，也许是想要飞往的山，我想，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勇气，不再畏惧被讨厌，才能真正飞往属于自己的那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