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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权威问题研究

作者: 张建华   发布时间: 2008-06-26 12:51:00

   论文提要:本文从分析权威以及司法权威的“力量与威望”的内涵着手,结合我国司法权威现状,对我国如何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发表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应从谋求司法机关独立的宪法地位、提高司法能力以谋求社会对司法权威的需求、短期刻意维护司法权威以谋求司法裁判的不可改变性三个方面来树立长远的司法权威,分析了三个方面问题的关系,并认为提高司法能力以赢取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根本要求。全文共10547字。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正视现实,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法制日趋完备、依法治国观念日益浓厚的同时,我们的司法权威却正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挑战,如何重新树立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权威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又一重要课题。
一、司法权威的含义
在讨论何为司法权威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分析“权威”的含义。权威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权威是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如果没有各种类型的权威,社会就会处于无组织无秩序的混乱状态,林德布洛姆在谈及权威的稳定性时说:“因为与说服和交换不同,权威是这样一种控制方法,它常常以极简单的方式运作。有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①]。从字典的定义来看,权威是指: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可以看出,权威的成分包含有两种并不相同的内容:一是与外在的权力相关的力量;二是与内在的信仰相关的威望。力量和威望虽是人世间常见的两种现象,但若不是因为“权威”这个名词,两者并不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现象。通俗地说,有权有势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威望,反之亦然。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的控制呢?首先,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对权威的需求。人们之所以服从某个权威,是“因为他们笃信,某个人最了解怎样做——比如说,某人最了解何时根据季节播种。”[②]其次,是感到自己在能力上和权威的巨大差距,从而产生对它的信任和崇拜。再次,人们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中所产生的对于群体的依赖性必然要以对权威的依赖这种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感到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希望、要求寄托给权威,才能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满足感[③]。由此可见,有威而后有权,威是权的基础;权来源于威,是威的表现形式,是威的有力保障。
司法权威也是权威的一种,同样是司法威望和司法力量的组合,笔者认为,司法权威应该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法院及法官的裁判活动和裁判结果,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能使人们自愿服从裁判活动并自觉履行裁判结果;长此以往,形成第二层次,即在解决纠纷的裁判领域,法院及法官具有最高的地位,享有最高的威望。司法权是弱小之权,也是中立、被动的裁判之权,因而是“最不危险的权力”。从长远来看,司法权威只能依靠司法公正所获得的公信力、民众的信服和逐渐产生的对司法的崇敬而树立,而不是依靠其他手段。这是一种理性的权威,这种服从“出自于对基本过程的尊重”[④]。其次,司法权威毕竟代表了国家权力,她必须在获取威望的同时获得权力,虽说司法不论是作为有权的机关所进行的一种活动,还是作为有权的机关所作出的一种裁判,都必然需要并伴随着与外在的权力相关的力量,却并不必然意味着具有“使人信从的威望”。然而,从某中意义上讲,司法与权威也不是必然相连的。因此,即使只是通过字面含义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司法作为一种权力与其所具有的威望之间,尚需要其他因素,才能产生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作为国家制度保障的司法权威在一定时期内就需要公信力之外的手段加以维护。
二、司法权威的现状
如果我们简化以往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解释,并将过于法律专业的解释通俗化,那么,对司法权威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司法“说话”应当算数。显然,只有说话算数才可能是有权威的。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主观上想不想说话算数?客观上能不能说话算数?
司法权威的所谓“说话算数”包含的基本含义是:其说话对任何人都始终算数。司法如果有时说话算数,有时说话又不算数,那显然就不能说是有权威。司法“说话对任何人都始终算数”,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的,二是对内的。先看司法的说话对外是否算数。根据目前的情况,至多只能说司法有时说话算数,有时说话又不算数。例如,在众多的司法裁判中,关于刑事的裁判一般说来能得到执行,而关于民事等案件的裁判,其执行情况却十分困难,以至于“执行难”在我国已经成为了难以治愈的固疾。特别不能容忍的是部分地方行政部门为了地方的局部利益、部分领导干部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国家的全局利益,阻扰公正判决的执行,阻碍司法权威的树立。对大量积压的执行案件,法院使出了法律的最权威也是最后的手段——强制执行但仍然一筹莫展,甚至于只能通过没有任何强制力的“曝光”手段将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人员名单在报纸上或“张榜”予以公布,法院落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心酸。有的法官为了让当事人投入高昂代价换来的判决书不致成为“白条”,竟要冒着生命危险采取斗智斗勇的方式去执行。手握法律利剑的法官,自身的人身安全都缺乏有效保障,着实令人同情。执行难已成了法官们的一块心病,同样,它也成了我国司法的一块心病。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司法备受各种不同类型的“监督”、接受不同社会阶层的压力以及必需承受纷至沓来、莫须有的“罪名”的现状来看,司法岂止有时说话不算数,甚至于有时不能说话或乱说话,即不能“依法说话”、依法做事,难怪有的法官只能落到“抱着枪杆子与当事人说好话”的地步。显然,司法过程及裁判结果由于受到压力而“上不能抗王权,下不能对民意”,以至于不能依法而行,那是不可能有权威的。再看司法的说话对内是否算数。司法的说话对内算数,这主要是指司法机关自己对终审裁判不仅不得更改,而且必须予以尊重。这在目前也非现实。从诉讼制度的设计来看,再审制度有利于司法实现“有错必纠”,以至于错误可以一改再改,却不利于尊重终审裁判。当然,这并不仅仅是诉讼制度层面的设计问题,而且也是现实中实际发生的问题。从现实中发生的大量再审案件来看,确实证明了终审裁判目前并未得到尊重,根本不具有稳定性。

倘若法律失去权威,那法律是什么?套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没有权威的法律不再成其为法律,换言之,“法将不法”。我们知道,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国家实施的,“法将不法”发展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国将不国”。法律权威的危机有着不容忽视的严峻后果。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这是一个事关稳定大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那么,社会在怎样的情况下需要司法具有权威呢?这并不是个容易全面解释的问题,更是个难以充分说明的问题。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个可以从不同侧面予以探讨的问题。如果司法的功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的认识是司法具有权威的基础之一,那么,我们从社会对此的认识作为研究的基点,寻求某种意义的说明就仍然是可能的,并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司法的功能的论述中,有一种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即: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确实如此,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必将居于权威的地位。然而,现实表明,司法并非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诉讼体制内,检察机关可以对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而司法在其体制之外所面临的种种压力则表明,在其身后,另有层层叠叠的防线。别的暂且不说,单看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往往会演化成对具体案件应当如何办理的领导、指示,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司法并非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如此,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目前就只是一种奢谈。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们并未意识到司法应当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我国现实中的司法尚不具有如同“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样的权威性,就是个可以理解的现象。笔者主观的认为,现实社会中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重要机构仍然不是司法机关,这个最重要机构才是真正能够做到说话算话的,至于她是否愿意做到说话算话暂且不论,而这个最重要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希望司法机关这个愿意做到说话算话的机构成为最能够说话算话的机构,所以只有等到司法真正成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才是社会最需要司法权威的时候,也是司法最有权威的时候。
三、司法权威的树立
在以司法权威的理论检验我国司法权威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司法权威的生命必须缺一不可地来源于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形式上靠国家强制力实现;二是其基础仍然是司法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三是司法权威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刻意维护,最终使得自然的真正的司法权威得以牢固树立。
(一)以国家强制力为依靠,谋求司法机关独立的宪法地位。
所谓以国家强制力为依靠就是本文所指的司法机关“能够说话算话”和“能够保证所说的话算话”,也就是司法机关所说的话不需要在征求其他机关意见之后才能确定是否有效!这一目标的根本要求就是司法必须具有独立决定之权力及制裁阻碍的强制力,也就是所谓司法机关独立的宪法地位,这是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政治和法律保证。国家强制力对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司法权威受到藐视、挑战时,就必须赋予法院某种权威要素,对藐视法庭、妨害司法的行为进行即时惩罚。丹宁曾说过:“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的社会基础。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权并且必须有权立即处置那些破坏司法正常的人。”司法独立是弥补司法权天然软弱性的需要,汉密尔顿指出:“归根结底,对自由的威胁,既不虑单独来自司法部门,又不虑来自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联合,则司法部门与其他二者任一方面的联合乃最堪虑之事;纵然仍有分权之名,一经联合则必置前者于后者庇护之下;因司法部门的软弱必然招致其他两方的侵犯、威胁与影响”。[⑤]为此,司法机关就必须独立,否则,就会受到其它权力的侵犯,沦为暴政的工具。1982年,国际律师协会第十九届年会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1983年6月,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司法独立会议一致通过了《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该两个法律文件对“最低限度司法独立标准”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的大部分内容被联合国后来通过的《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所吸收和确立。[⑥]可见,司法独立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得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广泛认同。依据前述《规则》和《宣言》,可将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概括为:一个核心、三项独立、多种保障。
一个核心,就是指从事法庭审判的法官个人或者其他非职业审判人员组成的机构在进行审理活动和作出裁判方面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除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以外,不受外界任何个人、机构的干涉、影响和控制。质言之,司法独立的核心就是法官个人独立。
围绕法官独立这一核心,必须确立三个层面的独立。第一,法官身份独立。这是指法官为正常履行审判职能所必备的任职条件,包括任职、升迁、调转、薪俸、退休、惩戒等应当得到充分保障,以防止法官受到行政机关的不当控制。只有当法官的身份独立真正确立了,法官才不至于面临前述的两难境地,法官免除了后顾之忧,方能抵御干扰,公正司法,只服从法律。第二,外部独立,也称法院集体独立。是指法官所在的法院,集体独立于法院系统外的任何机构和个人,法律确保法院正常运转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免受行政机关等的干涉、限制或控制。法官必然归属于某一法院,如果法院受制于人,必将导致法官受制于人,法官的独立将荡然无存,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官独立,这一司法独立的核心,决定了法官所在的集体——法院也必须独立。第三,内部独立,也即法官在法院系统内部的独立。指的是法官履行审判职能时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法院的法官。法官独立所面临的威胁不仅可能来自法院系统外部,而且也可能来自法院系统内部。如果法官在法院系统内部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审判权,那么,法官独立同样不能实现。因为法官很可能在进行审理和制作裁判方面屈从于领导、同事乃至上级法院的压力、指示、控制和影响,以致于不能进行公正的审判。

   为了让这三项独立能落到实处,必须提供多种保障。(1)严格的法官任用制。一方面是指各级法院的法官均由中央任命,从而保证法官不受地方干涉和影响。另一方面是指只有精通法律,熟悉业务的人才能担任法官。否则,司法独立就没有质量保证。(2)法官终身制。法官一经任用,便不得随意更换,只有按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这意味着免除了法官因抵御干扰,公正执法而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3)法官专职及中立制。法官不得兼职或经商,法官只有保持中立的立场,才能超然、独立地行使职权。(4)法官高薪制。国家使法官生活安定富裕,不致为物欲所动而贪赃枉法,这是法官公正司法的物质保障。(5)法官退休制。法官退休的年龄较大,且退休后可以领到优厚的退休金。该制度使法官免除了后顾之忧,为其在职时保持公正廉洁提供了可靠的保障。(6)法官惩戒制。国家还应重视对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的法官进行严惩,以促使法官廉洁奉公,依法正确行使职权。[⑦](7)确保外部独立的保障。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院作为司法机构,一般与行政机关在机构设置上保持分立。但要真正独立自主地从事审判,法院还必须在法院编制、法院经费预算、拨付、基础设施和装备等关系到整个法院系统正常运转的管理司法行政事务方面保持独立性,以使法院不受制于人。(8)确保内部独立的保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和所作出的裁判免受同事或上级法院的干预,法院不得通过对其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的决定而间接干预某一法官的审理和裁判。依照上述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来改革、确立我国暂新的司法体制,才能真正确立司法独立的宪法地位,才能彻底消除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彻底根治司法不公和执行难的司法病态。
(二)以司法公正赢取信任,谋求社会对司法权威的需求。
所谓以司法公正赢取公众信任,就是要求有愿意做到“说话算话”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群。解决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政治、法律、行政、道德、私力等等,我们可以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考证我们法律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工具的生命力和竞争力,要想谋求社会对司法权威的需求,那么法院和法官们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自觉的说话算话——提高司法形象了。
司法机关在社会上和公众心里的形象是影响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如果人民大众对司法机关充分信赖,必然会尊重司法机关的工作,服从司法机关的裁判。反之,则会动摇司法权威。因此,维护司法权威需要司法机关以公正和效率来树立形象,通过秉公执法,刚直不阿,中立裁判,依法办案来赢得社会公众的信服,法院应当具有值得当事人信任的中立性职能形象。司法职能的中立性内容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二是结果中不应含纠纷解决者的个人利益;三是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⑧]。中立性形象要求法院在解决当事人纠纷时应遵循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注意;二是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或证据;三是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意见;四是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做出反响。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在浙江视察工作时指出:执法部门(法院)是评论道理的权威地方,一定要大兴讲道理的作风。怎样才能学会讲道理呢?第一要学会听道理;第二要学会想道理;第三要学会讲道理。
法官的整体素质反映了法院的素质,真正引导着大部分民众的法律思想的方向,他们比任何人、任何部门都更能代表法治的进程,所以法官应当具备另人景仰的品格。所谓令人景仰的品格,是指法官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职业,是由一批德高望重、清正廉明、精通法律、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群体,有着半神半人的超然形象和令人景仰的独立品格,赢得人们的普遍崇敬和信任。二十一世纪的法官,要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塑造法官职业精神,还要有丰厚的法律学养,是“司法正义”、“唯法为上”的忠实履行者。新时期法官应当是具有“魅力”的法官,魅力型法官集人格魅力和智识魅力于一体。人格魅力是指法官符合司法伦理要求所体现出来的魅力,涉及法官自身的行为节操、法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准则以及法官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关系准则等三方面的内容。司法伦理必须贯彻三项价值准则,即:良心、刚直和廉洁。智识魅力是指法官具有精深的法学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高超的办案智慧。要做到公正裁判,法官还应该具备智识权威,尤其是办理复杂疑难的案件,光靠法官有一颗公正心是远远不够,法官还得具有“公正力”,要有高超的办案智慧,而法官的办案智慧是离不开法官法学知识的精深和办案经验的累积,如果法官面对一个案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话,同样也难以作出公正、准确的裁判。
(三)刻意维护司法权威,谋求司法裁判的不可改变性。
我们首先应当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司法权威是否需要我们去刻意维护。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第一,这是现实情况的需要。众所周知,司法中存在着大量“两可”的案件。很多案件的判决存在一定的法律幅度,只要在这个幅度内判决都可以。但如果由一个没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来判决,其结果就将是:人们认为这样判也错了,那样判也错了;而由有权威的司法机关来判决,人们则认为怎么判都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司法权威是要刻意维护的。第二,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一种高成本的方式。司法本身的发展程度较高,即具有较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及较完备的司法程序,原本就意味着高成本,这虽然是司法权威的基本前提,但要建立和维护司法权威却远不止于此。例如,现在我们国家对司法投入不足,这就使建立和维护司法权威的充分条件难以具备。显然,国家如果不能充分保证司法的各项必要费用,司法做出不符合司法特点的事情可能就难以避免。因此,国家在对司法的投入上要有充分的考虑,否则就十分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建立和维护。第三,诸多在现实中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观念,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建立和维护。例如,“有错必纠”的传统观念,对司法权威就具有严重影响。虽说司法错误的发生,肯定会严重危害司法权威,然而,我们在观念上应允许一定程度的错误的存在。如果所有的判决都正确,司法才有权威,恐怕哪个国家的司法都不能有权威。我们在进行关于“有错必纠”制度设计时,必须确定这样的基本观点。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司法可以为所欲为,也并不意味着司法的所有错误我们都应容忍,但这预示着司法权威需要刻意维护,不仅需要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自身的努力,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刻意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内容就是维护司法的终局性职能。司法权威的本来意义就体现在它是现代社会处理问题的最终方式,所以维护法院终审判决的既判力就是维护司法权威。司法职能的终局性是指法院对认为应由其管辖的所有司法性质的争议享有最终裁判权,这是宪法赋予司法的权力,凡是不认同法院裁判系终局裁判、甚或试图更改法院终局裁判的行为均应被视为违宪。法院对案件作出生效裁判后,纠纷就终结性地解决了,除法定的情形之外,任何力量都不得推翻司法裁判。如果允许其它国家机关挑战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就会导致国家权力运作流程的紊乱和错序。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其它国家机关所代表的国家高于司法机关所代表的国家,也没有理由认为其它国家机关比司法机关能更好地代表国家,其决定就一定比司法裁判更公正。相反,由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法官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作出的司法裁判,显然更有可能符合客观真实,因此,没有必要让一个非专业化的机关去纠正一个专业机关作出的决定,即使是由法院自己去纠正也没有必要。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级法院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⑨]终局性的司法裁判应具有四个方面的效力:第一,公定力。即终局性的司法裁判被推定为公正的。美国联邦大法官杰克逊有句名言,“我们是终审并非因为我们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仅仅因为我们是终审。”第二,确定力。双方当事人均可根据终局性司法裁判所确立的内容重新安排生活。经过司法裁判所认定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被一一贴上封条,成为无可动摇的真正的过去。[⑩]第三,拘束力。终局性司法裁判作出后,当事人、法院及案外人都得受其拘束。当事人不得就已裁判的诉讼标的再提起诉讼;法院也不得就已作出终局性裁判的案件再次进行裁判,也不得更改终局性裁判的内容(即“一事不再理”),后诉法院(上级法院除外)要受前诉法院裁判的拘束,不得作出与前诉裁判相矛盾的裁判;其他机关都负有尊重司法裁判的义务,无权更改司法裁判。第四,执行力。如果当事人不主动履行终局性的司法裁判,将导致强制执行。
刻意维护司法权威还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判例制度,这不仅将我国中华法学重视判例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展,而且也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法律发展趋向。在我国,事实上大多数下级法院和法官都有遵循上级法院判决的倾向,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判例法制度,但上级法院的判例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发挥对下级法院的判决的拘束力。从当前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建立判例制度具有如下重要作用:第一,在裁判中正确适用法律。判例本身是正确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的样板,因此遵循先例,实际上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了指导。判例准确地阐释了法律条文与特定的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结性,使法律条文的含义、立法者的意图、立法原则透过特定的案例得到具体表述和阐述,使法官真正理解应该如何针对特定事实适用法律。尤其是在我国,由于法官素质普遍不高,以例释法、以例说法,能够使法官更好地理解法律,并准确地适用法律。第二,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律为理性的产物和客观规律的反映,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特别是由于立法尚不完善,因此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就需要通过判例对此种自由裁量权作出适当的限制,以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判例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表现在:一方面,按照遵循先例的要求对于相同或相似的情况,必须适用相同的规则,判决的结果应当大体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遇到“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如果先例中已经确立了填补漏洞规则,则应依据先例确立的规则作出裁判;如果先例中没有确立具体的规则,法官应选择准确地填补漏洞的先例作为参考,根据法律的解释规则填补漏洞。第三,有利于法官尽快提高裁判质量。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司法审判中法官的裁量质量不高,绝大多数判决书缺乏说理和论证,法官办案只是就案办案,一份判决书只是为了了结一个案件,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也使司法的权威性难以确立。当前必须要通过建立判例制度、为法官制作判决书提供良好的样板,法官必须要按照先例来制作判决书,既要讲清楚事实,又要讲清楚道理,做到严格执法、以理服人、公正裁判。第四,保障判决的大体一致性,充分实现法的安全价值。判例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通过遵循先例的原则,使相同的或大体相同的事实情况,获得相同的或大体相同的判决,透过裁判结果的相同性,人们能够对遵循某项法律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不遵循某项法律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产生合理的预期,使人们自觉地遵循法律。要使法院的裁判保持大体的一致性,从根本上说,需要建立判例法制度,采纳“遵循先例”的原则。
(四)三因素相辅相成,谋求最终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以上所述司法权威得以确立的三方面生命因素应当相辅相成,司法机关独立的宪法地位是制度保证、是力量源泉;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是司法权威之根本,是社会需求司法权威的前提;刻意维护司法权威是加速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手段,三者缺一不可。就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来看,我们一方面应尽力呼吁社会赋予法官及法院以切实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应着力提高法官司法能力,用实际行动谋求法官、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拥有一批以社会威望为基础的魅力型人民法官、建立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职能型人民法院,最终在中华民族群体中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